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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解放记忆 风云激荡60年
江南都市报 2009-07-03 17:10

策划/吴志刚  记者/黄浦江  刘国伟  罗时刚  图/李伟  许南平

1949年5月23日,南昌解放次日。历史的新一轮脚步开始了,南昌迎来了新政权。草长莺飞间,倏忽已是一甲子,中正桥变成了新八一大桥,更为雄伟的洪都英雄大桥也如彩虹卧波,屹立在了赣江上。

新的政权经受住了考验,南昌城得到了60年前难以想象的发展。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脚印上,回望60年前的灿烂与光荣。

谁解放了南昌?

  时光倒转60年,若我在南昌,定然站在中正桥头,既期艾又惴惴然,趁着拂晓,来迎接解放军。


  1949年5月22日凌晨,退守南昌城内的国民党白崇禧部夏威兵团第46军主力不战自溃,乘天色朦胧弃城西逃,并炸毁中正桥,以阻挡人民解放军过江追击。下午,国民党军后卫部队以猛烈炮火向人民解放军驻地轰击,以掩护主力溃逃。人民解放军第37师奋勇直追,全歼国民党军后卫部队,完全占领南昌城。是的,正是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陈赓部第13军第37师第一个进入了南昌城,瓦解南昌旧政权。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签发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吹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角。


  4月20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尚未解放的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展开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


  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率领部队从彭泽县八角洲强渡长江,解放了江西的彭泽、景德镇和乐平。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国民党军队在江防被突破后,演变为溃败的趋势,取消陈赓兵团攻占接管南京的计划,改向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挺进,尽快切断浙赣铁路线,分隔国民党汤恩伯与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攻打南昌。


  陈赓接到刘、邓命令后,即刻作出部署,右纵队第13军紧追逃军,于5月3日解放了铁路线上的弋阳县城。左纵队第15军连克浙赣铁路线上的上饶、横峰等县城。第14军于5月5日占领浙赣线上的重镇鹰潭,其40师解放了铁路南面的金溪县城。此后,部队继续向南、向西挺进。

  5月7日,兵团部进驻浙赣线上的鹰潭,作战室设在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祖籍)的家中。按照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指示,陈赓命令第15军向福建省追歼敌人,第14军南下奔袭临川、南城等县之敌,第13军沿浙赣铁路向江西省会南昌进击。


  5月10日,陈赓接到野战军前委“作接管南昌的准备”的命令。5月的江南正逢雨季,赣江出现了多年未遇的洪峰,到处有决堤的危险。进攻南昌的陈赓部队经常冒着风雨行动,备历艰辛。不管气候阴晴多变,不管道路崎岖泥泞,解放军依旧夜以继日如滚滚铁流般直向敌人纵深卷去,鄱阳、万年、余江、东乡、进贤一一被解放。


  5月16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命令该兵团所部第13军第37师进攻南昌,13军37师接到“抢渡抚河,解放南昌”的命令。


  同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14军第41师解放进贤县。


  5月17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渡过长江进入江西后,解放赣西北地区,并配合第二野战军追歼逃敌,向南昌方向挺进。


  5月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13军第37师解放南昌县,5月22日解放了新建县。


  5月23日拂晓,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和其他市民抬着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举着“欢迎人民解放军”的红色标语牌,高呼“国民党被打跑了”、“天亮了”、“南昌解放了”等口号,潮水般涌向街头,喜气洋洋地欢迎人民解放军。当天上午9时,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13军第37师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师长周学义、师政委雷起云率领部队从顺化门进入市区。

 

谢埠血战:杀敌一千,自损五百  


解放南昌城的最后一场大战


谢埠,南昌城东的交通要塞,也是国民党南昌县政府所在地,在那个漕运发达的年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60年前,这里曾发生了解放南昌城的最后一场大战。据《南昌县志》记载:“解放军谢埠之战,杀敌一千,自损五百,极为惨烈。”至今,人们在当地的一些菜园、田埂以及干涸的河道里,依旧可以捡到战争留下来的子弹壳,以及生锈的炸弹……

 

1949年5月20日
国民党县长潜逃,守军投降


  解放军在跨过长江后,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奉命向浙赣铁路线挺进。部队到达贵溪县时,决定由13军37师来解放南昌城。从战略地理位置上看,要攻南昌城,必先取谢埠。


  37师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部队从田间小道冒雨疾进。只两昼夜,行军300余里,于1949年5月20日下午,到达南昌县茌港镇(与三江口、谢埠并列为抚河沿岸三大重镇)。活抓到国民党茌港镇镇长涂谦,并要他送信给国民党南昌县政府,促其投降。


  慑于解放军的威力,当时的县长肖谦已化妆潜逃,只留下不堪一击的守军。为此,留守县政府的秘书钟桂林、指导员左屏北和县保警大队第一中队曾庆标等人在接到劝降信后,表示缴械。随后,解放军先遣部队110团,渡过抚河,解放了谢埠。


1949年5月21日早上
先遣团渡过抚河,遭遇反扑


   为迫使解放军退回抚河东岸,龟缩在南昌市区的国民党政府军白崇禧部夏威兵团,投入188、175两个师的兵力杀回马枪,一面以猛烈炮火封锁谢埠街和抚河渡口,一面分三路从王家庄、喻家舍、枫下陈村向解放军先遣部队发起偷袭。


  5月21日早晨7时,解放军110团3营在过河后刚刚前行了五六华里,即被敌人强烈炮火分割开了。营长安玉峰和副营长李东海各带两个连,以南嵩、北嵩、板溪三村为阵地,匆忙开火。战斗持续近两个小时,个别阵地被敌人突破,双方逐巷逐屋进行争夺,伤亡都在300人以上,战斗异常艰险。


  在南、北嵩阵地,解放军利用坟头、田坎等地形作掩护,有效地打击敌人。敌人用两个营的兵力进攻两个村子,不仅猪、牛、鸡、狗全被打死,水塘里鱼虾也漂了一层,却没有攻下我军一个排防守的阵地。敌人为攻占板溪村,用了2门山炮、3门迫击炮,轮番轰炸,先后8次发动进攻,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

 1949年5月21日上午
解放军坚守阵地,血洒疆场


  战斗中,解放军110团3营8连连长身负重伤,3个排长和100多个战士先后伤亡。在此紧急情况下,8连1排副排长邓富民带着6名幸存战士与敌人拼刺刀。眼看身边战士先后伤亡,子弹也打完了,他便从牺牲的战友身边取下4颗手榴弹,捆在一起,当敌军一个上尉指挥敌兵攻击身负重伤的战友时,他猛然跃起,拉开导火线,扑了过去,一声巨响,敌军血肉横飞,负伤的战友得救,他却壮烈牺牲。


  不甘失败的敌人,由一名副团长亲自督阵,驱使1000多名士兵,嚎叫着向板溪村扑来。营长安玉峰带领战士,伏在稻田里,待敌人到达四五十米远时,一声喊打,齐向敌人射击,打退敌人进攻。敌军在8连阵地碰壁后,转向7连阵地。7连副连长刘章礼以一个排的兵力抵住了敌人两个营的轮番攻击,坚守阵地3小时,毙伤敌人100多人。


  与此同时,在贾村、王家庄、梧岗一线,战斗也十分激烈。敌军以两个团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向解放军110团2营疯狂进攻。全营指战员英勇作战,坚守阵地,击退敌人8次进攻。在王家庄阵地,5连连长许延举指挥1个排,抵住了敌军近千人的攻击。他在机枪手负伤后,自己端着一挺轻机枪,把50多个敌人打倒在水田里。排长卫居福带领一个班进行反冲击,与敌人拼刺刀10余分钟,血洒疆场。


1949年5月21日下午
副营长毙敌百人,阻敌进攻


  战斗进行了4个多小时,未见分晓。师长周学义感到地形不利,背水作战,110团以寡敌众,取胜有困难,立即命令111团冲破炮火封锁,强渡抚河增援先遣部队。当日12时半,在当地船民帮助下,该团指战员冒着密集的炮火渡过抚河,进行增援。


  当日下午,敌军见封河失败,再次组织新的反扑。敌188师师长亲自指挥一个团冲杀过来。我111团2营副营长李明立即率领1个加强连,占领一片坟地,展开近战。他从牺牲的战士手中,接过一挺机枪,架在坟堆上,由4名战士压子弹,连续打了3箱子弹,毙敌百余人,适时地阻止了敌188师的进攻。随后,其他连队相继投入战斗,以极小的代价控制住了板溪村至大塘胡村、牌楼秦村一线。


  与此同时,师政委雷起云见十华观至大塘胡村的敌军,仍旧负隅顽抗,并将我110团3营重重包围,于是指挥109团渡过抚河,迂回侧击,又打死打伤敌军数百人,俘虏291人,全面控制住了战势。


1949年5月22日
国民党向西逃跑,我军进城


  经过一番血战,夏威兵团遭到重创,丢下上千具尸体、大批伤员和许多武器弹药,狼狈不堪地退集到了南昌市区。5月22日拂晓,溃不成军的国民党残部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向西逃跑。

  当日上午,解放军37师清扫战场,共安葬了500余名烈士的遗体。随后,以整齐的军容,由谢埠向南昌市区进发。


学唱进步歌 迎接解放军
一位普通南昌人的1949年记忆

  
  现年74岁的曾士荣出生在南昌县莲塘镇的一个大家族中,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他,被誉为南昌的“活历史”。日前,他热情地为记者讲述了1949年南昌解放时的个人经历。


  1949年春节过后,14岁的曾士荣像往常一样,从莲塘老家休完寒假后,回到位于市区的南昌二中继续读书。他告诉记者,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节节溃败后,对当时南昌城内的舆论控制更加黑暗了,但解放军在长江以北红旗飘扬的消息,还是像插上了翅膀一样,传遍南昌大街小巷。老师告诉曾士荣:解放军很快就要渡过长江进入江西了,而且,南昌还会打大仗。


  1949年3月,南昌部分学校开始停课,为了保护师生安全及校园内囤放的数千公斤粮食,南昌二中随即加强了校园守卫队的训练,并配备了100多杆枪。曾士荣告诉记者,当时的南昌二中在全国非常有影响力,集中了很多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夕,共产党设立在学校的地下组织活动日益频繁,秘密宣讲当局战事及未来走向。


  曾士荣告诉记者,学校停课后,一些思想激进的老师开始关起门来教学生唱《解放区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学唱歌阶段,曾士荣结识了比他年长数岁的一位姓欧阳的高年级同学。事后,他发现欧阳是学生共产党员,而且还是地下秘密组织中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49年5月上旬,国民党南昌警备司令部发布“十杀令”,实行黑色恐怖统制。然而,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在陈赓兵团发起对南昌的进攻后,城内的反动派官员慑于解放军的威力,纷纷作鸟兽散,只留下部分守军。曾士荣说,20日前后,南昌城内外到处都是枪炮声,学校已经不允许学生走进教室内了,以免炮弹击中房屋,因倒塌砸伤人。“那几个晚上,很多学生被疏散回家了,而我家在城外,只好留在学校,不过晚上都被要求集中住在操场上,中正桥被炸毁的那晚,火光冲天,照红了南昌城。”


  5月22日,欧阳带着几名陌生人突然来找曾士荣,要他护送两辆黄包车从系马桩去状元桥,而且车上装满了包装好的几个箱子。曾士荣告诉记者,状元桥曾经是国民党宪兵营的所在地,等到了那里才知道宪兵们已经撤退,而且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接管了。从车内搬下箱子后,曾士荣发现里面是一捆捆的枪,随后全部配备给了接管的工作人员。
送完枪后,曾士荣回到学校,兴奋得一夜没睡。与此同时,学校操场上已经聚集了四五百名师生,大家全无困意,都在唱进步歌曲,就这样在操场上呆了一夜。5月23日,天只有蒙蒙亮,曾士荣便在老师的组织下,加入南昌二中的游行队伍,上街去迎接解放军。

正大中学
小巷内的地下党秘密据点


  1947年,正当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加强并扩大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同年冬天,一名特派员受中共闽浙赣区委派遣,秘密来到南昌,负责筹建党组织和开展城市工作。自此,在白色恐怖下掀起一场又一场地下党运动风暴。


  风雨飘摇,皇殿侧路有一栋三层楼旧校舍静静耸立。那些红色地下党人在这里大显身手,送出一份份机密情报,接送走一批批革命同志,看似宁静的旧校舍,已然是南昌乃至辐射江西范围内的一个地下党秘密据点。时隔60年之后的今天,地下党人白发苍苍,这个秘密据点在他们记忆中依然深刻,一如当年。

亭子间里的秘密中心据点


  如今,皇殿侧路上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店面,与它相邻的就是繁华的中山路,就这样一边是喧闹,一边是宁静。据传,这个秘密据点的位置就在皇殿侧路路口进去约莫百米,是一栋三层楼的民房,一路寻访下来,两边只有鳞次栉比的居民住宿楼和店铺,不见沧桑厚重的老房。看来,只有找到那个时代的经历者,才能听到据点的掌故。


  今年82岁高龄的杨小春老先生亲历了那一段峥嵘岁月,1947年他开始在江西中正大学积极参加学生进步运动,1948年正式参加中共南昌城工部地下党小组,在风暴下展开了系列地下党秘密活动。在很多人眼里神秘莫测的地下党成员,就这样坐在记者面前,和蔼可亲。“我就曾经在这个据点里住过。”老人娓娓道来,“我们也把这里当成地下联络交通站,因为这里僻静,很多秘密活动就是通过这里展开的,发展到后来,可以说是整个江西地区的一个地下中心据点。”


  杨老说,要谈这个秘密据点,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单发喜,这位在1948年就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南昌城工部的老同志,正是因为他,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据点才发挥出了中心作用。“这个地下据点实际上是在一所私立中学——正大中学里面,当时单发喜从中正大学毕业后,已经在正大中学里执教,因为地下党急需要建一个秘密联络点,单发喜考虑到学校地处僻静,自己又能以教师的名义作掩护,当即向南昌市城工部领导人李健汇报并获批准。”杨老回忆说,“当时为了让保密工作做得更好,还特意选择在三楼顶楼一个亭子间里,我记得房间十分狭小,只有十几个平方米,仅仅能放下床铺和桌子,到夏天非常闷热,但单发喜却心甘情愿,怡然自得。”


  只是单老已于近年去世,笔者无法直面于他。唯有从历历往事之中,才能体会他过往的临危不惧。


装了四把驳壳枪的旅行袋


  1949年2月,国民党当局组织“戡乱工作队”,宣传“戡乱条例”,并征收城防捐,防止“异党”活动。残酷的镇压下,危险无处不在。


  同月的一个夜晚,一只写有“牙科手术用具请转交”字样的旅行袋,通过南昌城工部同志送到了秘密据点,然而袋子里面并非牙科手术用具这样简单,在微弱的灯光下打开以后,袋内竟是四支驳壳短枪。原来,城工部的同志通过统战关系,搜集到一批短枪,急需派人送去支援湘赣边工委。这在“戡乱队”伺机作乱的背景下,无疑是一项高风险的任务!


  40年之后,单发喜在一篇《默默地战斗》的文章里,对这一次任务记忆犹新:“李健通知我送枪到清江,于是我谎称家母病危,向学校请了事假,按约定的时间和地址接到了李健交给的旅行袋,内装有包扎好的短枪,我随即把带去的书刊和日用品遮盖在包上。”

  
  然而在那个时候,“戡乱工作队”在交通口都设有检查哨卡,令单发喜庆幸的是,他想方设法另辟蹊径,绕开了哨卡。上火车后,他把旅行袋放在行李架上,一路上眼睛丝毫不敢离开旅行袋,到了家里以后,又隐瞒家人说是清江有同学结婚,置好了礼品要赶紧送去。第二天,风雨不止,单发喜在樟树码头上乘小木船,逆江而上20多里到横梁上岸,在蒙蒙细雨中,冒着寒风独自一人在陌生的乡间小路,步行了七八里路,在天黑以前赶到清江县安丰乡涂头村,把驳壳短枪顺利交给地下党员。


  就在单发喜送枪后的三个月,国民党南昌警备司令部发布了“十杀令”,头一条就是“通匪济匪者杀”。彼时,革命胜利在望,国民党当局正试图疯狂反扑,就在这样一种遍地腥风血雨、白色恐怖弥漫的险恶环境中,单发喜把秘密据点继续扩大,到后来他还把自己樟树的家变成了秘密交通据点,动员他的双亲以外围身份参与了这些具有危险性的工作。


机密情报在此暗中转移


  根据当年的红色地下党人追忆,位于新建县望城岗的中正大学是地下党运动最为频繁之地,已经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密切注意,所以位于正大中学的秘密据点发挥了极大的转移功能,许多机密情报和人员都是通过这里安全送走的。


  但因为地下党成员有着特殊的纪律性,在秘密据点负责联络转移的单发喜,对与他接头的城工部同志李健的情况也不能多问,甚至包括住在哪?在党内担任什么职务?在何处工作?他一点都不知道。但是如果外地同志要来寻找南昌地下党组织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也只能等待李健自己来了之后,才能约定时间见面。


  另一位红色地下党人晏政已接近耄耋之年,他曾在中正大学积极组织参加一系列护校运动和革命运动,谈笑风生间他说起了往事。1949年南京“四一”惨案发生,遭到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南昌地下党组织筹划召开一场“四·一”烈士追悼大会,以掀起南昌新一轮学运高潮,当时晏政和同学邵荷春受命将一封密信送至正大中学的秘密据点,为了安全,他们没有乘坐校车,而是徒步疾行三十余里路。


  晏老深情回忆道:“黄昏时分在皇殿侧旁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找到了僻静的正大中学。邵荷春是认识单发喜的,由他进门找老单当面交信,我在巷道口踱步‘望风’。过了一会儿,单发喜送邵荷春走出正大中学校门,我快步迎上前去,同他紧紧地握手。互相对视的瞬间,透过他镜片后那双睿智机敏的眼睛,隐隐地看出了一丝笑意,他重重地拍了拍我的手背,轻轻地说了一声‘多加小心’,就随即转身进了那扇小小的漆黑的校门。”


  这样的片段在正大中学秘密据点多次出现。1948年,南昌地下党组织要通过据点掩护住在旅馆的两位同志,单发喜以同学的身份将其安排在正大中学膳宿,最后又通过在吉安的进步同学把两位同志掩护送走;同年8月,从秘密据点联络上一批同志,要送到樟树,在临行那天,单发喜为了防止敌人特务的注意,在南昌火车站分散上车,而且在樟树也分批到达单发喜家中;当年9月,秘密据点还安置了一对夫妻,将其安排在正大中学教英语,两个月后才安全转移走……

“单老师的信怎么这么多?”


  秘密据点活动范围在不断扩大,几乎在全省范围内都有联系,但与此同时,这也必然给据点带来危险,甚至会引起怀疑。


  杨老说,转移信件是据点经常性的工作,很多外地的信都要通过秘密据点,再转交给地下党组织南昌城工部,刚开始还好,只有萍乡一地来信,后来宜黄、泰和、吉安、兴国、万安、清江、于都、丰城都往据点发信,“单老师的信怎么这么多?”有人发现。

  
  对此,单发喜想出了自己的对策,这在南昌城工部史料上都有记载。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掌握时间主动在收发室等待邮递员送信来,由于信太多,他都难以分清楚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需要转交的,于是他只好等李健来接头的时候,再区分信件,这样在秘密据点活动的从始到终,都没有遗失过一封信件,倒是一些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有时候被送给李健。因为单发喜做得十分谨慎细致,从正大中学秘密据点送走的,还包括南昌城工部支援给湘赣边工委的各种生活用品和药品。


  这个秘密据点在近三年的活动时间里,几乎没有出现过险情。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活动频繁的秘密据点,还受到了校方的暗中支持,才力保安然无恙。正大中学的校长葛延熹是一位追求进步的开明人士,其爱人宋端芝则是中正大学附校的老师,支持中正大学学生运动。不仅如此,在单发喜举办的“村童野读班”中,宋端芝一直坚持义务教育村童。


  只是随着时间流逝,这所私立的中学未能继续走下去,那栋地下党人曾经频频出入的民房校舍也被拆迁,今人无从瞻仰其旧时模样了。

南昌的解放烙印


  新旧政府交替之际,南昌城和许多其他城市一样,留下了很多“解放”和“建国”的痕迹,如解放大道、八一桥等等。时过境迁,这些解放前后的烙印给今人留下的除了缅怀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刻度。

解放路


  江西省地名档案资料馆馆长游小晶统计,江西各地共有纪念解放得名的道路53条,全省叫“解放”的地名约有97个,其中鄱阳县的解放路得名最早,在1949年5月1日就命名了。而南昌的解放路命名最晚,1966年才确定。
解放军从赣北入赣,5月22日经由第二平安堡进入南昌城,第二平安堡当时是一条砂石路,因路旁筑有二堡台,而称为第二平安堡。建国后改名叫南昌第二交通路。1959年拓宽修筑。1966年改称解放路,1973年复名第二交通路。1986年开始分段称名,叫解放东、西路。


  此外,南昌市的四县都有解放路,如安义县的解放路在龙津镇,新建县长堎镇有解放路牌楼,进贤县民和镇有胜利路和解放路,南昌县向塘镇也有解放路。


八一大道


  虽然八一大道的命名带有很强烈的纪念“八一起义”色彩,但这条路却是在解放后才由当时的省长邵式平决定修建的,也是建国后新建的最长的市内公路。


  八一大道原名安石路,始建于1928年,是在拆除城墙的基础上修筑的环城路东段,长约1900米,北起永和门(今叠山路口),南至永叔路(今长途汽车站)。该路以王安石命名。1936年,安石路计划拓宽至24.4米,但在年底仅完成计划的三分之一,后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停工。一直到解放前,安石路都是“坡陡曲折,路面坎坷,晴天灰尘满天,下雨泥泞路滑”。


  安石路迎来新的春天得益于老省长邵式平的远见卓识。上世纪50年代,邵式平亲自兼任南昌市城市建设委员会首席主任委员。1951年,他力排众议将安石路拓宽改造至60多米,并更名为八一大道。1956年,八一大道进行了混凝土铺设,成为当时全国仅次于北京长安街的大道。


八一桥


  八一桥建成于1936年,原名中正桥,系木面桥梁。1949年南昌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我军进城,炸毁了中正桥。


  南昌解放后,对大桥进行了改建,并更名为“八一桥”。当时“八一桥”桥宽仅为10米,后来,桥上交通日益繁忙,“八一桥”显得越来越不堪重负,特别是每逢清明时节,为了方便市民扫墓,大桥必须中断机动车交通,只允许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整个桥上人山人海。1997年,八一桥重建,新八一大桥建成后,南昌一江两岸的格局开始显现出来。


胜利路


  胜利路是南昌著名的老街,相传是千年而不衰的繁华闹市。据《南昌市地名志》记载,1926年的南昌市地图将此路自南向北标称为:洗马池、佳山庙、杨家厂、中大街、开元观街、褡子巷街、吕祖祠街及德胜门正街。1928年,拓宽并装修初级路面,统称德胜路。


  1937年,国民党当局为向蒋介石献媚,将德胜路更名为中正路。抗战时期,南昌沦陷。1939年4月,日军扶植的“南昌治安维持会”、“伪市政府”先后成立。1942年,汉奸政府为了讨好日军,又将中正路改为兴亚路。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后,复名为中正路。


  1949年,南昌解放后,中正路改名为胜利路,并沿用至今,现在它是南昌市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


“国庆”、“建国”人名多


  据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2007年统计,全国名叫“国庆”的人约有40万,而名字叫“建国”的则超过了96万。记者前几天从网上查询也发现,“建国”一名在全国属于第六多的名字,每千万人有6870人叫“建国”,“国庆”则排在第50名,每千万人中就有2731人叫“国庆”,“解放”的名字则少得多,每千万人中仅有97人。


  看了这个数据,估计很多人都会看看身边是不是有“建国”、“国庆”、“解放”,说不定有个“建国”正在看我们的杂志呢。


“建国”、“解放”单位名


  在google搜索“南昌、建国”,可以得到709000项查询结果,其中单位名就至少有8个,有建国水煮店、建国食杂店、建国烟酒店、建国旅社、建国实业有限公司、建国汽车美容中心、商业银行建国支行等等,在baidu搜索,还能发现建国针织厂、建国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等。


  至于“解放”的单位名则要少得多,记者多方查询,只发现“江西解放备品供应有限公司”和“解放路小学”。


《江西日报》


  《江西日报》是中共江西省委的机关报,创刊于1949年6月7日,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江西日报》报头。南昌解放之后,《南昌新闻》成为过渡时期的临时机关刊物,6月7日《江西日报》创刊,《南昌新闻》奉命结束。8月底,江西全省基本解放。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新生的政权在战争中初步巩固下来。《江西日报》作为当时全省范围内的权威报纸,及时报道了省内省外的重要新闻,宣传党的政策,是新政权巩固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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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江南都市报
编辑: 王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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