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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兵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从生死边缘熬过来的革命火种
大江网-江南都市报 2011-07-18 06:50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将中国工农红军逼到了生死边缘。为了继续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一方面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另一方面,不少富有游击经验的军事人才被留在了中央苏区等南方八省,带领部分武装队伍和国民党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34年~1937年三年中,这些游击部队虽然遭受了一定打击,但他们从生死边缘熬了出来,不仅保留了革命火种,也为继续革命积蓄了强大的力量。

  A 形势危急防御战变成游击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第一方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闽粤赣边区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所面临的形势空前严峻。一方面是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中央苏区迅速全面沦陷,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另一方面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依然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各项“左”的方针政策还没有得到纠正。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一方面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历程。另一方面,南方8省市,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琼崖等15个地区,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

  根据闽浙赣边区留下的资料记载,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留守工作及其斗争作了部署,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苏区军区,由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为中央分局委员,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贺昌任军区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负责领导和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军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红十军,以及各个地区的党、政工作。

  B 4万兵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共约4万人,统称为中央苏区军区守备军。其中在赣南地区有:中央分局直接指挥的红二十四师和独立红七团、十一团;江西军区所属的红军独立第一、二、三、四团;赣南军区所属的红军独立第六、十、十一、十四、十五、十六团;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红军伤病员和各县的红军独立营,共3万余人。在闽西地区的有:福建军区所属的分布在连城、汀州、瑞金一线的红军独立第十三、十九、二十团,兵力共4000余人;闽赣军区所属分布在宁化、清流、归化、将乐、太宁等县的红军独立第十二、十七、十八团,兵力约2000余人;1934年5月奉中央军委命令进入敌后龙岩至漳州公路沿线活动,担任破坏敌人交通运输、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红军独立第八团600余人,以及进入敌后连城、龙岩、宁洋、永安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红军独立第九团1200余人。

  此外,还有在连城、宁化县边境的福建军区第三分区朱森、温含珍率领的分区直属武装和明光独立营共300余人,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黄火星、简载文率领的(上)杭代(英)县独立营200余人,独立八团挺进敌后建立的永东县游击队大队100余人和龙岩游击大队100余人,(龙)岩南(靖)漳(平)游击队70余人。

  以上福建军区及闽赣军区所属留在闽西坚持斗争的红军兵力共9000余人。除了上述红军部队和游击队外,还有在闽南地区的红军独立第三团;在粤东的潮、澄、饶红三大队和饶和埔游击队,以及由古大村率领的、隐蔽在韩江以东埔、丰边山区的原东江苏区红军游击队。这些红军游击队在地方上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

  C 缴获敌人的武装来装备自己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于主力红军转移前夕发出《给中央分局的训令》,指出留在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和红军部队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强调“游击战争应该并且必须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而不是与敌人进行阵地的硬拼的战斗。”《训令》要求通过留在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与地方红军“去培植、发展、辅助、团结群众的武装,缴获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与扩大自己”,“准备着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组织大的军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

  10月中下旬,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中央苏区军区、中央政府办事处临危受命,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民,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的进攻,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有力地掩护、配合中央领导机关和主力红军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在完成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后,留在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及红军部队,面临着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分区“清剿”的严重局势。当时,蒋介石一方面调动并直接指挥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转移西进的主力红军;另一方面,在第五次围剿中担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赣预备军总指挥的陈诚指挥20多个师共20万人,继续“围剿”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国民党军队集中其优势兵力攻占了苏区的县城和交通要地后,将苏区分割成许多小块,实行残酷的分区“清剿”。同时,划江西为8个“绥靖”区,以顾祝同为“绥靖”主任;划福建为4个“绥靖”区,以蒋鼎文为“绥靖”主任。

  D 中央苏区失陷游击区各自为战

  1934年秋至1935年春,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苏区发起激烈进攻,红军和游击队在阵地防御作战中损失巨大,苏区内的全部县城和大部分乡村先后被国民党军占领。1935年2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的指示,苏区中央局决定所属机关和部队分九路突围。在突围中部队大部分损失,余下部分分别到达闽西、闽赣、赣粤边和湘南地区。项英和陈毅几经周折于3月底到达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油山。5月,原中央苏区全部失陷。与此同时,其他各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都遭受了很大损失,并先后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失掉联系,形成各游击区各自为战、独立坚持的局面。

  1935年春至1936年冬,是以分散的游击战与优势国民党军的“清剿”相对抗的最艰苦的阶段。各游击区遭到严重摧残,但游击队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托高山密林,在人民群众支援与掩护下,与国民党军和地方当局实行的军事“清剿”、政治“清剿”、经济“清剿”进行斗争。由于采取相应的斗争策略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广大游击战士的英勇奋斗从而渡过重重难关,使红军游击队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达成抗日统一战线,后各游击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但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的谈判过程中,国民党对红军的清剿仍未完全断绝,在这个阶段,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和国民党推行的“北和南剿”作斗争,不断粉碎了国民党军和保安团的“清剿”,一方面又以民族利益为重,同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和平谈判。

  E 以最小的牺牲获得最大的战果

  在坚持3年的游击战争中,大家还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16字诀基础上,摸索出了一些新的实用原则。第一,就是“有赚就来,赔本不干”,每次战争,都要以最小的牺牲获得最大的战果;第二,“有把握就打,没把握就走”,也就是说要一下能把敌人消灭才来,否则绝不轻易去打;第三,有利的时候,就集中起来打,否则就分散;第四,利用对方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第五,“有路不走,没路就走”,因为有路的地方大概都有埋伏,敌军常带着干粮,在路旁埋伏着一两天不动,所以“没路才走”。

  经过艰苦抗争,红军游击队克服了无数的艰险和困苦,终于最后获得了预期的结果。一方面,掩护了红军主力长征;另一方面,保持了南方的许多游击战的支点,这些支点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主要战略支点。3年的游击战,成为抗战中的一个实际榜样,对于抗战的彻底胜利有非常重大意义。

  文/记者戴炜亚 实习生王金海

来源: 大江网-江南都市报
编辑: 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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